写于2020年，网易看客的约稿。编辑小崔。 当时看了好多英文文献，甚至还找了林医生当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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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新冠肺炎的全球流行，唤醒了人类关于病毒的恐怖记忆。 近一百年来，最致命的病原体，莫过于流感病毒。 早在1918年，就有一场席卷全球的大流感 —— 持续了整整三年，最终导致5亿人感染，约5千万至1亿人死亡。 相比之下，当时的全球人口才17亿。 疫情过后，美国的人均寿命从51岁降到了39岁。 在幽灵般的流感病毒面前，人类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这里每天有多达90人病死，士兵们也是，成打地死去。” 1918年10月，护士Lutiant被派送到华盛顿的一所军营里服务，负责照看四位军官。 第一名军官死去的时候，Lutiant躲开病人，回到护士站崩溃大哭。 后来，她照顾的四名军官全都死了 —— 正如军营里的大部分人一样。
1918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 经过了四年战火的蹂躏，人们以为终于要迎来和平的曙光，却猝不及防地跌入更可怕的深渊。 这是一场更为惨烈且实力悬殊的战争。 不知从何而起的流感，悄然且迅速地使无数士兵与平民倒下。 据统计，一共有67.5万美国人在这场大流感中丧命。
美国医生Roy Grist记录了病人从发病到死亡的过程： “这些人一开始只是普通的腹泻或流感，被送进医院后，很快就发展为史上最严重的肺炎。 没多久，因为缺氧产生的紫绀从他们的耳朵一直延伸到整个面部。 直到死亡来临，前后不过是几小时的事…… 我们平均每天有100人死亡，连棺材都不够……”
一战期间频繁的人员流动也加速了病毒的传播。 军队开拔，伤员回家。 数十万名士兵乘坐火车、搭乘飞机与船舰，将病毒带向各大洲。
1919年6月，当一支船队在美国最北端的阿拉斯加州登陆时，他们被眼前的景象吓住了： 短短数天内，该地区就有近200人死于流感，数十名儿童成为孤儿。 有的村庄，几乎所有成年人都死了，十多具尸体被掩埋在一个集体墓穴； 还有些村庄，成群的流浪狗以尸体为食。 “疾病来得如此之快，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机会做出反应。”
比起死亡人数，更可观的是感染人数。 据统计，美国28%人口都受到感染。 数量庞大的患者挤满了医院，导致医护人员极度紧缺。 医学院的大三、大四学生不得不停课，充当实习医生与护士。 红十字会也大量招募志愿者，并呼吁当地的企业家，为晚上到医院帮忙的工人们，提供一天的额外假期。
面对激增的感染人数，美国公共卫生部门也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阻止病毒的大规模传播。 “所有的学校、教堂、剧院、舞厅都歇业了。今天参议院推出一项法案，让所有生产战争物资的工人在疫情期间停工。” 虽然禁止集会，但当局认为只要通风良好，病毒就无法传播。 于是，人们在政府的鼓励之下，将室内活动转移到室外。
受限于当时的医学认知，人们认为流感“仅通过受感染者的鼻子和喉咙排出物”传播。 因此，卫生部门呼吁不要共用饮水杯与毛巾、不要随地吐痰，打喷嚏也要用手帕遮挡。 同时，红十字会还在街头大量发放口罩。 当时的口罩可谓相当简陋，只由两层棉纱叠成，用一根绳子绑在后脑勺，飘飘荡荡地遮住口鼻与下巴，即使在室内也要佩戴。
旧金山更是推出强制戴口罩的法案。一首打油诗流行起来： Obey the laws，And wear the gauze，Protect your jaws，From Septic Paws 遵守法律，戴上口罩，保护你免受毒爪伤害。
这场1918年大流感的起源，至今仍困扰着科学家。 最普遍的一个说法是，它来自美国堪萨斯州的福斯顿军营（Camp Funston）。 1918年3月11日早晨，福斯顿军营内，一位厨师向医生报告，他咽喉不舒服，还感到全身酸痛。 中午，随军医生爱德华发现，军营内有100多位相同症状的士兵。 到了周末，情况恶化，军营内一下子就病倒了500多人。
由于早期症状与普通流感相似，疫情没有得到重视。 直到疫情出现一个月后，流感相关的消息，才首次出现在政府的每周公共卫生报告中。 然而，该报告只向堪萨斯州的官员通报了18起严重病例和3起死亡病例。 在当时高涨的战争热情之下，这些数据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彼时，一战战场上，德国与奥匈帝国等同盟国已显出颓势，美国作为协约国胜利在望。 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更是提出，美国军人必须要有“全面战争的不死决心”。 因此，任何有可能会影响士气的“消极故事”都不允许报道。 9月，一艘波士顿战舰将流感病毒带到费城，造成海军基地爆发疫情。 卫生部门主任却宣称，疫情在可控范围内，大家不用太担心，“我们肯定能打胜仗”。 就这样，在层层隐瞒与掩饰之下，疫情的真相被湮没。 士兵们齐齐戴上口罩，继续高歌前进。
3月，8.4万美国军人奔赴欧洲战场； 4月，这个数字变为11.8万。 随着美军出征欧洲大陆，流感病毒也随之靠岸。 1918年5月，西班牙国内爆发流感，800万人患病，包括国王阿方索十三世。 首都马德里市，近三分之一市民感染，政府部门关门，公共交通一度停运。
不同的是，作为一战中立国，西班牙不需要和参战国那样，采取战时新闻审查制度。 当其他国家的媒体都聚焦于战争时，只有西班牙的报纸在大肆报道流感的严重性。 于是，人们得到一个错觉 —— 西班牙是流感的发源地。 因此，这场流感被命名为“西班牙流感”（Spanish Influenza），更有人将其戏称为“西班牙女士”（Spanish Lady）。
除了西班牙起源说，在紧张的战时状态下，“德国投毒”一说也流传起来。 据说是美国军官首先“传谣”：德国舰艇运送间谍，在美国海岸播撒病毒的种子。 护士Lutiant也记录道，在华盛顿军营中，常常有乔装成医生传播病毒的德国间谍，在日出时被枪毙，“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可事实证明，德国也并未躲过流感病毒的无差别攻击。
直至如今，“西班牙流感”的源头，依旧是一个难解的谜。 历史学家仍不断提出关于发源地的猜想，包括法国军营起源说、华工起源说等，但都没有得到明确的证据支持。
不只是起源，这场流感还有两个不同寻常的流行病学特点，至今困扰着科研人员。 首先，“西班牙流感”并不遵循常见的冬季爆发模式。而是在1918年~1919年间，连续出现了3次感染大浪潮，分别在1918春、1918秋和1919春。 三次大规模流行的间隔极短，这是前所未有的，其中尤以第二次伤亡最严重；
其次，普通的季节性流感，由于免疫力低的小孩和老人死亡率高，因此死亡率曲线呈U型。 而“西班牙流感”却是W型曲线，即20~40岁的青壮年死亡率特别高。 甚至有学者认为，青壮年的大量死亡，导致战力不足，这可能是一战提早结束的原因。
直到1922年，这场流感才悄无声息地消失。 人类并没有“战胜”这场大流感。 甚至于，在一战战火的掩盖下，无论是感染人数还是死亡人数，都没有得到准确的统计。 据专家估算，死亡人数在5千万至1亿人之间。
在百年间，关于“西班牙流感”的研究从未停歇。 要解开上述谜题，首先要找到这场流感的病原体。 以往，人们以为流感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 直到1933年，三名英国科学家才确定，“病毒”才是元凶。 但要找到“元凶”，必须获得当年的病毒标本 —— 这对当时的学者而言简直是天方夜谭。 1951年，一位年仅25岁的爱荷华大学的微生物博士约翰·霍尔廷（Johan Hultin），幸运地找到了穿越时空的“时光机”。 那是阿拉斯加一个人口只有不到400的海滨小镇 —— 布雷维克教区。
1918年秋天，当时只有80余人居住的小镇遭到流感的重创，仅仅六天内，就有72人死去。 当地政府下令，将死者埋葬在村旁的小山上。 由于阿拉斯加常年被冰雪覆盖，气候极寒，冰冷的冻土将尸体封存了起来。 而在低温环境下，病毒是可以永久存活的。霍尔廷猜想，也许可以在这里找到当年的病毒株。 和当地政府沟通后，霍尔廷成功开墓。 由于泥土被冻得坚实无比，他不得不生起篝火来融化坚冰。 挖掘工作进行了两天后，他发现了一具小女孩的尸体，她穿着蓝色连衣裙，头上系着红色蝴蝶结。
霍尔廷在这个小女孩和另外四具尸体体内，成功获得了肺部组织。 从阿拉斯加回到爱荷华大学后，他尝试使病毒复活，可限于科研条件，未能如愿。 直到46年后，希望再次降临。 1997年，霍尔廷在《科学》杂志上，看到美国病理研究员杰斐逊·陶本伯格（Jeffery Taubenberger）发表的论文。 在文章中，陶本伯格及其团队，成功地从肺部组织中提取了1918年病毒的RNA。
霍尔廷在这个小女孩和另外四具尸体体内，成功获得了肺部组织。 从阿拉斯加回到爱荷华大学后，他尝试使病毒复活，可限于科研条件，未能如愿。 直到46年后，希望再次降临。 1997年，霍尔廷在《科学》杂志上，看到美国病理研究员杰斐逊·陶本伯格（Jeffery Taubenberger）发表的论文。 在文章中，陶本伯格及其团队，成功地从肺部组织中提取了1918年病毒的RNA。
在约7英尺（2.1米）深的多年冻土下，他发现了一具因纽特妇女的尸体，并将其命名为露西（Lucy）。 她的肺部完全冷冻，保存良好。 随后，霍尔廷将样本运到陶本伯格手中。 十天后，霍尔廷接到电话，在露西的肺部组织中，确实获得了1918年的病毒株。 2005年，陶本伯格等人对该病毒的基因进行了完整测序，将成果发布在了《自然》杂志上。 这项耗时数十年的病毒基因测序工作，终于完满落幕。
如今，学界对于流感病毒，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 每年的季节性流感，都要夺走25~50万患者的生命； 而几乎每隔十几年，就会出现一种新型流感病毒，导致流感大流行。 后来出现的大流行病毒株，如H2N2、H3N2等，都被认为是H1N1重组变异的结果。 因此，1918年的流感病毒也被称为“流行病之母”。
直至今天，流感病毒这一幽灵依旧与我们为邻。时而沉寂不语，低弱无力，时而来势汹汹，铺天盖地。 1957~1958年的H2N2病毒大流行，造成约110万人死亡； 1968年，流感病毒H3N2大流行，导致100万人死亡； 1997年，香港发生首宗人类感染H5N1禽流感病毒的案例； 2009年，墨西哥爆发新型H1N1流感，导致约1.5万人死亡……
百年间病毒的变异和进化，其中有多少插曲，已数不清。 但可以明确的是，1918年那场浩劫从未远离过人类。 这种古老的病毒，依然以各种变异的形式与我们共存，并随时准备卷土重来。 有记者曾向前美国疾控中心主任Tom Frieden提问： “你最害怕什么？是什么让你夜不能寐？” 他回答道，“我最担心的，永远是流感大流行……那是最糟糕的情况。”